守望流年断剑情伤婚那次莫名的情殇事

他有俩老婆 自古以来,我们村就地碱水咸人苦,穷的最直接结果是盛产光棍,一代一代,层出不穷。过去村与村之间械斗纠纷,外村人都怕我们村,一听是杜寨的,外村人立马就说:“算啦算啦,可别惹他们,光棍汉子多,打架不要命。”后来我想,所谓的穷横,估计就这意思,赤条条的他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就横。与外村打架我没见过,但有一事就足以说明光棍之多。那一阶段穷的连牛马都喂不起,犁地靠人拉,八个人一张犁,我们生产队的光棍汉组织起来拉两张犁。队长说,再凑俩就是十八棵青松了,咱队也来个《沙家浜》,我就扮演郭建光。光棍们却说,那就让你老婆演阿庆嫂,好好给我们服务服务。一个不足二百口人的小队尚且如此,全村六个小队光棍汉该有多少?光棍汉子都火气大,两句话不合就捋胳膊光脊梁打架,外村人说我们村的人嗓门大,这与光棍多有直接关系。所以,别说俩老婆,就是一人一个也是个问题。能享受俩老婆待遇的绝对是凤毛麟角,但也有,村人说我村清末秀才老代先生俩老婆,老代我没见过,地主崔满仓我见过。 我对崔满仓有记忆的时候,他已成了革命的对象,整天低着头挨批斗,他的俩老婆也早已离他而去南京seo公司哪家好。两个老婆却没有留下一男半女,村里人说崔满仓的那个家伙不能用。 虽说是地主,崔满仓家总共才七十亩地,在外村连个富农也够不上。可我们村穷,矬子里面选高个,崔满仓自然就成了地主。我父亲说,老满仓命不好,不舍吃不舍穿,辛辛苦苦攒了七十亩地,到头来却当上了地主。 崔满仓不奸不狂,基本上还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所以在我们村几乎没有民愤。唯一让村人,确切地说是让村里光棍汉们忿忿不平的是崔满仓有俩老婆,自己却连女人半条腿也没有。所以批斗崔满仓时发言最踊跃的是光棍汉们,尤其是崔二兴。当然此时崔二兴已脱离了光棍行列,解放后年近四十岁的他娶了邻村的一个寡妇。他曾给崔满仓打短工,有一次趁崔满仓不在家,在崔满仓小老婆的屁股上摸了一把,结果让崔满仓扇了两耳光,扣了一半的工钱。所以批起崔满仓来,崔二兴格外卖力,有一次他竟话里有话地说:“活该你当地主,放着现成的东西自己用不成,也不让我们贫下中农用。”人们哄堂大笑。于是旁边的光棍就逗崔二兴:“今晚让你老婆到我家过夜,要不你就是口头革命派。”崔二兴也笑了,说我就一个,不像崔满仓那么多,要不我就成地主了。崔二兴私下对一个年轻的光棍说,要让我有俩老婆,就是当地主我也干。结果被告发后受到批判,罪名是地主封建主义思想严重。 风水轮流转。老子的若干年前的梦想,在若干年后让儿子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崔二兴的儿子大头比我大一岁,读书一窍不通,初中没毕业就回生产队当了社员。后来在城里打工,又到东北捣腾药材,一去三年,回来时领了一个东北妞,家里的老婆寻死上吊地闹,财大气粗的大头就以离婚相威胁,结果家里的老婆妥协。大头在城里买了房和东北妞继续卖药,城里乡下两个家,他是一马双跨齐头并进,有时摆布不开出了矛盾,经常求我帮忙当义务调解员,这时他愁眉苦脸:“老弟,帮帮忙,算我没本事。”我心里就发笑:妈的,没本事还俩老婆,有本事你该多少?可碍于面子又不能不帮,而一旦两个老婆相安无事,这小子就会借着酒劲跟我吹:“没办法,现在成功男人都肾虚。”气的我直想用巴掌抽他。 他的奖品是老婆 游家在我们村是独姓,游大麻子是跟着他爹娘逃荒落户到我们村的。民国三十二年爹娘饿死,游大麻子原来给大户人家扛长工,后来一贫如洗的他就成了抗日民兵队长。 ***领导的永肥县抗日政府落脚点就在我们村。游大麻子身高力大,作战勇敢,多次受到永肥县抗日政府的嘉奖。日本鬼子快投降那阵子,一次县大队端了临近的许庄村的炮楼,皇协军小队长被打死,留下一个漂亮的媳妇。这媳妇是小队长从山东带来的,一双小脚,千里迢迢遣返她回老家也不现实,再说她怕名声不好也不想回老家。怎么处置,负责善后事宜的县政府的一个科长犯了难。于是就想起了游大麻子,经请示领导,把这个“战利品”奖给了游大麻子,理由是他英勇善战。弄的民兵排里好几个光棍小伙子闹情绪,科长的回答是:“下一次吧,再有了谁勇敢奖励谁。” 喜从天降,游大麻子那几天高兴的脸上麻子坑都发亮。若干年后,当年曾闹意见的老光棍三秃子在街头与老人们聊天说起此事,还忿忿不平:“要不是八路军,狗日的大麻子他凭啥哩。”三秃子为此事还专门找县长论理,又与游大麻子大吵一架,二人几十年最有效的增高药面和心不和。因为曾是皇协军小队长的太太,文革中有人抓住此事不放,要批斗。游大麻子辩论说,她跟着皇协军是坏人,她现在跟了我这个贫农她就是好人,她是县政府奖给我的,谁敢动她一指头老子跟他拼命。这女人既漂亮又聪明,她会背的毛主席语录在全村妇女中最多,村里曾把她作为“活学活用”先进典型推荐到公社,后来还是因为曾是皇协军小队长老婆这一点而遭淘汰。 虽然游大麻子和妻子一辈子恩爱,可日子过的并不如意,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到外村倒插门,小儿子虽然不痴不傻,就是因为家穷,四十多岁才花钱买了一个贵州女子。那女子是人贩子拐卖来的,过门两天就开始逃跑,被追回后严加看管,在生下两个女儿回贵州后,再无音信。小儿子气得整天疯疯癫癫不下地干活,游大麻子不久也撒手人寰。他的妻子颠着小脚既要照顾孙女,还得照顾儿子。今年清明节南京SEO顾问我回老家给母亲上坟,在乡路上遇见老太太背着一捆棉花杆艰难地走着,我给她打招呼,她眯缝着眼好一阵才认出我是谁。我给她一支烟,点燃。她一辈子抽烟,大概是在炮楼上当官太太时养成的习惯。她说我长胖了,感叹我母亲没福气死的早,又说自己:“像我这样活着受罪,还不如跟你娘一样早早走了好呢。” 在村口晒太阳的三秃子则对我说:“游大麻子是和尚命,命里不该成家。这不,他早早走了,让人家一个人受罪。”看来三秃子还耿耿于怀。 离婚不离家 主角是顺兴娘和顺兴爹李雨仰。 其实李雨仰是个很本分的人,他也是穷苦出身,小时侯在舅舅的资助下读过几天私塾,就凭这点资本,李雨仰一参加八路军就在抗日县政府当文书,后来还是在舅舅帮助下娶妻成家。 解放进城后进入专署工作的李雨仰也没有顶住那股离婚风潮的吹打,三下五除二就搞掂了手下的一位女办事员。结婚容易离婚难,回老家送离婚手续时,面对贤惠的结发之妻和活泼可爱儿子,李雨仰矛盾重重,怎么也说不出口。夜里他长吁短叹,久久难眠,妻子询问原因他也不说。第二天临走时对妻子说:“以后工作忙了,回来就少了,孩子的生活费我按时邮,家里你多操心,实在不行你再想法找个人帮你。” 妻子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认为他进城了工作压力大,对他这次回家吞吞吐吐的话也没多想,就安慰他不要因为家里分心,好好工作。送到村口分手时,李雨仰突然给妻子磕了一个头,眼含泪水对妻子说:“你嫁过来十几年,伺候老的照理小的,我对不起你。”妻子觉得反常,想要仔细询问时,李雨仰的背影已消失在田野的尽头。回家打发孩子上学,在叠被褥时顺兴娘从李雨仰被窝抖出一张纸,不识字的她也不清楚是什么,小心放好,准备等他下次回来再拿,可又怕是重要文件误了他的大事,就拿着找识字的邻居看,邻居看后沉吟半天不语,在她再三追问下,邻居告诉她这是离婚证。邻居说,现在你和李雨仰已经不是夫妻了。 咋能说离婚就离婚?顺兴娘就是不明白,见了人就念叨,人们只是同情安慰,也想不出好办法帮她。顺兴娘就去找李雨仰的舅舅,她知道李雨仰最发怵他舅舅,可李雨仰舅舅这回很开明,说:“顺兴娘,我也知道雨仰这样做不妥,可这是潮流,挡不住。”多年后到我们家串门,顺兴娘还后悔不迭地对我母亲说:“也怪我粗心,要知道他回来为了离婚,说啥我也不能让他走。”她是个刀子嘴豆腐心,随着时间推移就渐渐淡忘了此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闹饥荒,听说城市更苦,顺兴娘自己舍不得吃,把积攒的两布袋萝卜洗净,指派儿子去给李雨仰送。顺兴不去,说都饿死他们才好哩。顺兴娘就吵儿子:“不管咋说他也是你亲爹。” 顺兴从城里回来,他娘仔细询问每一个细节,弄得顺兴极不耐烦,说:“他两个孩子饿的快不能上学了。”顺兴娘就去找李雨仰的叔叔商量把李雨仰后生的两个孩子接回老家上学,说在咱乡下瓜菜多,好对付。见他叔叔面有难色,顺兴娘说孩子来了我养,不麻烦别人,好在也是李家的根。见顺兴娘如此深明大义,李雨仰的叔叔也极为感动。李雨仰夫妇知道事情原委后更是感动的掉泪。李雨仰后生的两个孩子在我们村住了四年,直到困难期度过。顺兴娘视两个孩子为己出,总是让两个小的吃饱后才让顺兴吃,顺兴极为不满,就发牢骚:“我是后娘生的,你以后指望这两个亲的吧。”此后,每年放假了两个孩子都南京网站优化要回老家住一阵子。他们称亲生母亲为妈,喊顺兴娘为娘。顺兴娘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村人的敬重。 1994年春,李雨仰病逝,儿子前去守灵哭丧。顺兴娘得知消息,坐在院子里“人啊人啊”痛哭一场。虽然她没有指名道姓,可闻听而来的邻居们都清楚她哭的内容。1996年,年已八旬的顺兴娘无疾而终。一段曾经的恩怨随着两个当事人的离去而结束。然而,最近风波又起,起因是李雨仰去世前对儿子交代,死后把骨灰埋入老家的祖坟。他的用意很明显,只有回到祖坟才能与前妻在一起,大概也是他对前妻表示忏悔的一种安排。对此,前后两方的儿子都没意见。意见出在如何摆布李雨仰两个妻子的位置。按农村规矩,李雨仰两个妻子不能一边一个,那样不吉利。可在谁先谁后上双方产生了分歧。顺兴说他娘是原配,应该在先。而另一方却说自己母亲是合法的,应该在先,原来的已经离婚,应该在后。双方至南京机床改造今争执不下。李雨仰的愿望依然悬着。 穷小子领回一个漂亮老婆 如果是在外做官或经商的领回一个老婆,村人也不会惊奇,惊奇的是,一个穷小子在外给人家扛长工,居然领回了一个漂亮的媳妇。 这个穷小子是崔自高。崔自高年轻时是我们村出众的帅小伙儿,方脸、大眼、高个儿,就是家穷,不得不到山西长治给地主扛长工。崔自高模样好,人也厚道,深受东家的信任和东家女儿喜爱,崔自高也喜欢东家的女儿,可长工的身份让他不敢有非分之想。那地主是个有文化有眼光的人,全国即将解放,土改即将开始,地主知道就要变天了,开明的他把崔自高和女儿叫在一起,说你们俩都不小了,该成家了,我也知道你俩对脾气,以后社会也不知道变成啥样,我给你们点东西,一块回河北那边过时光吧。于是,穷汉子一条的崔自高不但有了梦寐以求的心上人,还有了一头骡子一匹马一挂大车许多粮食布匹和银圆的丰厚家产。 那地主没有看错人,崔自高回杜寨后凭着这些家底和勤劳的双手,日子过的一直有滋有味。文革时崔自高的地主丈人在山西老家受到冲击,两个儿子被打死,他和妻子就偷偷跑到我们村的女儿家。虽然我们村都知道崔自高的丈人丈母是大地主,可崔自高是贫农是村干部,有人悄悄贴过几张大字报,但不敢动手,这俩老人在我们村一直生活到死,崔自高披麻戴孝打发老人入土。村里人称赞老人有眼光,称赞崔自高有情义。我小时侯还见过崔自高的丈人,老人每天坐在崔自高门前的石墩上,有时和人聊天,有时端一把茶壶静静地喝茶,有一回老人还用一截树枝在地上划着教我认字,具体是什么字现在早已忘记,只记得老人个头不高、清瘦,两眼深邃而沧桑。 如今崔自高生活的更滋润,两个大儿子做买卖,三儿子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去年春节我回老家去给崔自高拜年,他家阔院大屋,家电齐全,比我在城市都舒适。临出门时崔自高又把我喊住,说:“老侄子,我得求你帮帮忙。”我说啥事。他说开春了我想给孩子的姥爷姥娘立一块碑,你是文化人,请你给写几句话。我说没问题。然而,我因为忙,一直没回老家,碑文的事也一直没帮上忙。可我知道崔自高对他丈人丈母的那份情义比那碑更重。 婚姻的阶级性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本是两情相悦的婚姻,突然就有了阶级性,时代又让门当户对的老习惯演绎出了新内容。亲不亲,阶级分,也是此时婚姻的主旋律。 村里的光棍有两种,一类是因为穷而打光棍,再一类是因为家庭成分高而成为光棍,成因不一样,内容的实质一样。可是在那个年代,因为穷而打光棍比因为成分高而打光棍似乎好办一些,穷可以改变,而成分却带有遗传性,所以那些地主富农子弟的婚姻就成为另类。村里只有崔满仓一户地主,而且没有子弟,发愁的是那些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子弟们。云兴在村里是出类拔萃的年轻人,高个头,脸白净,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是班里众多女生心仪的白马王子,可因为家庭是富农成分,成绩优异的他初中毕业不得不告别书本而回到田野。 虽然不情愿,可聪明的云兴回到生产队同样让人高看一眼,农机出了毛病,别人吭哧半天修不好,云兴看看图纸三两下就手到病除,高兴的队长直拍云兴肩膀头:还是有文化,还是有文化。云兴在学校就是文艺骨干,一支横笛吹得行云流水如泣如诉,尤其是夜晚生产队开会前,云兴的横笛是保留节南京网站排名目,他也当仁不让,众人欢呼声中,他缓缓站起,双脚分开,检查笛膜试试笛音后,笛子在嘴边按好,然后夸张地一甩头,清脆的乐曲就弥漫开来。月光隐约着他的动作,各种虫儿和鸣着他的声音,众人欣赏着陶醉着,一曲终了,大家意犹未尽,还支棱着耳朵。自然,出众的云兴也得到了村里姑娘们爱慕。但大多在心里。可莲花就不一样,她也是初中毕业,她就敢把爱慕写在脸上和行动上,经常借故找云兴聊天,给云兴买手绢洗衣服,干活时也是你帮我我帮你,渐渐,关于二人恋爱的信息就成为村人的议论话题。可莲花家是贫农,她的爹娘当然不能容忍女儿跟一个富农子弟恋爱,在多次劝说和打骂无效的情况下,匆匆忙忙把女儿嫁给了邻村一个贫农子弟。那一阵子,云兴像傻了一样整日不语,总是一个人默默发呆。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吹横笛,声音凄切,令人心酸。 因为家庭成分,云兴三十岁才成家,而且是妹妹给换的亲,妹妹嫁的那个男人是地主子弟。云兴今年六十岁,今年春大奶奶过世后我回老家奔丧,在葬礼上我见到了满脸皱纹的云兴,不过他不是来帮助料理丧事的,他是我们崔家花钱请来的响器班子中的一员。他凭一支炉火纯青的横笛加入了响器班子。他和那些敲锣打鼓各司其职的同伴们,都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吹打着一些忧伤或平淡的曲子。休息时我与云兴打了招呼。他说,孩子都成家了,就地里那点活儿,不忙了跟着人家挣个零花钱。抽了几口烟又补一句:“活儿不少。”漫不经心中显出一点知足。我当然不敢问及他与莲花的当年旧事。不过我想,他见多了人间的生死,应该对自己的这一段创伤早已淡化了吧。其实,在那个年代,像云兴这样的婚姻是见怪不怪,政治的遗传性被扩大到了极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会打洞,婚姻仅是一个极小的部分。 婚姻的重量 那会儿报纸电台经常讲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可时至今日这三大差别依然存在,可见其顽固性。当然,随时代的发展,差别的内容也在变化。那会儿这三大差别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是户口: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我高考离开老家前,村里的媒人介绍对象开头总是强调一句:人家可是非农业户口。那时户口就是划分人的等级的标准。如果说家庭成分是婚姻的政治因素,户口则是婚姻的经济因素。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当兵的是农村姑娘的首选,因为当兵就有可能转干穿四个兜的军装吃商品粮。当然,大多数还是回到农村修理地球。到七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从农村大批招工,在外有固定工作的就吃香起来。女方在家务农有粮吃,男方在外工作有钱花,工农结合成为农村姑娘的最佳婚姻模式。然而到八十年代初农村普遍推行责任制后,这种完美结合出现了失重,称为“一头沉”,就是说男的在外工作轻巧,女的独自在家操持责任田是重。其实这也是事实,生产队时有集体支撑,而分田到户就不同了,犁锄耪耙浇,有些农活儿还真离不开男人。家里有地,男人要兼顾,有的因此耽误工作,一头沉变成了两头累,所以村里有些在外干临时工合同工的就干脆辞职回家专心和老婆一起务农,再说那几年风调雨顺,各种苛捐杂税还少,是农民最舒心的日子。而有的“一头沉”家庭因为男人不愿放弃工作和家庭,就不得不另谋新的生活方式。所以“农转非”就成了这时期一个很流行的选择。那时非农业户口还是相当诱人的,一个本来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突然变成脱离土地的非农业户口,自然有一定的优越感,至于转户口后是否有工作则另当别论快速减肥。 七十年代中期,我哥他们那一批招工到煤矿铁矿出苦力的在我们村有十几个人。我哥后来通过与别人对调侥幸进入了市里一家商场,八十年代初我哥求爷爷告奶奶费尽周折才把孩子老婆的户口转出来。开始还行,后来企业倒闭他也下岗,每月仅领一百三十元的生活费,开了个烟酒摊常常入不敷出,嫂子没有文化就找了一份看自行车的临时工作,每月也挣不了几个钱,生活相当拮据。他这还算不错的。我们村二林到煤矿后就一直没有挪窝,1983年请客送礼把老婆和三个孩子的户口转到了煤矿,责任田让生产队收回。后来二林病退,老婆没工作,孩子上学花钱,有时连吃饭都不能保证。没办法,只好又把户口转回来。 如今村里的“一头沉”更多,不过在内容上有了实质变化,他们平时在外打工,农忙时回家帮忙。更有的是夫妻双双外出打工,有的还在城市买房安家,户口却依然是农业户口。他们数控机床维修对此想法是,城市站不住就回农村,颇有点“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思想,只要能挣到钱,户口无所谓。话说回来,现在村里介绍对象,都夸这人如何如何能挣钱,过去放在首要条件的非农业户口再也没人提起了。 淘金时代的爱情 婚姻的时代烙印是不可避免的。偏僻的小村也难免俗。 今年春初一天,我刚进办公室扭头见一个人在对我嘿嘿笑,吓了我一跳,仔细看是小学同学成民。由于他住村西我住村东,尽管同村也有几年没见。我吃惊地问他:这么早来找我肯定有啥事吧?他嗫嚅半天,说:“也没啥大事儿。”在我一再追问下,他才道出了实情。原来他的大女儿在邯郸一个饭店打工时结识了一个经常来吃饭的东北搞药材生意的老板,那老板的儿子比成民的女儿也大十多岁,老板也没有离婚。成民不同意。女儿就跟着那个老板私奔了。成民没办法,只好求我帮忙。我带着他在市里找了一天也毫无踪迹。就劝成民:“孩子也快二十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成民哭丧着脸:“我咋回家呀,丢人啊。那小子都他娘的六十了,比咱都大得多。”我说:“稍大一点也无所谓。”成民反驳说:“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小子前年才娶了一个二十六七小老婆,还是个大学生。咱闺女初中还没毕业,你想想他能是真心哩?早晚还不是让人家给甩了。” 对于成民我只有同情。为两个儿子成家他累了一屁股债,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像六十。去年春节回老家串门时我曾说他:“你得增加营养。”他苦笑:“老农民活一天算一天。哪儿天黑了哪就散伙。”看着他给两个儿子修盖的高房大屋,我就不解:“媳妇娶到家就中了,干嘛弄这么奢侈,得花多少钱啊。”他说:“你以为我愿意这么逞强?娶个媳妇没个七万八万的根本不行。”见我疑惑,他扳着手指给我算帐,盖五间瓦房得四五万,盖陪房得一万,装修和家具得一万五,还得给女方两万。两个儿子就得十几万,我清楚,这对于一个靠土里刨食的农家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所以,女儿不得不辍学出外打工。 送我出门时,成民颇为伤心地对我说:“咱闺女可懂事哩,平时不舍吃不舍穿,挣的钱都交家里,要不是穷,她绝对不会走这一步。”成民的话让我心里酸酸的,因为我知道这孩子不但懂事,在学校成绩也很好。
他有倆老婆 自古以來,我們村就地堿水咸人苦,窮的最直接結果是盛產光棍,一代一代,層出不窮。過去村與村之間械鬥糾紛,外村人都怕我們村,一聽是杜寨的,外村人立馬就說:“算啦算啦,可別惹他們,光棍漢子多,打架不要命。”後來我想,所謂的窮橫,估計就這意思,赤條條的他沒有後顧之憂,所以就橫。與外村打架我沒見過,但有一事就足以說明光棍之多。那一階段窮的連牛馬都喂不起,犁地靠人拉,八個人一張犁,我們生產隊的光棍漢組織起來拉兩張犁。隊長說,再湊倆就是十八棵青松瞭,咱隊也來個《沙傢浜》,我就扮演郭建光。光棍們卻說,那就讓你老婆演阿慶嫂,好好給我們服務服務。一個不足二百口人的小隊尚且如此,全村六個小隊光棍漢該有多少?光棍漢子都火氣大,兩句話不合就捋胳膊光脊梁打架,外村人說我們村的人嗓門大,這與光棍多有直接關系。所以,別說倆老婆,就是一人一個也是個問題。能享受倆老婆待遇的絕對是鳳毛麟角,但也有,村人說我村清末秀才老代先生倆老婆,老代我沒見過,地主崔滿倉我見過。 我對崔滿倉有記憶的時候,他已成瞭革命的對象,整天低著頭挨批鬥,他的倆老婆也早已離他而去。兩個老婆卻沒有留下一男半女,村裡人說崔滿倉的那個傢夥不能用。 雖說是地主,崔滿倉傢總共才七十畝地,在外村連個富農也夠不上。可我們村窮,矬子裡面選高個,崔滿倉自然就成爱是那长长的铁轨瞭地主。我父親說,老滿倉命不好,不舍吃不舍穿,辛辛苦苦攢瞭七十畝地,到頭來卻當上瞭地主。 崔滿倉不奸不狂,基本上還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所以在我們村幾乎沒有民憤。唯一讓村人,確切地說是讓村裡光棍漢們忿忿不平的是崔滿倉有倆老婆,自己卻連女人半條腿也沒有。所以批鬥崔滿倉時發言最踴躍的是光棍漢們,尤其是崔二興。當然此時崔二興已脫離瞭光棍行列,解放後年近四十歲的他娶瞭鄰村的一個寡婦。他曾給崔滿倉打短工,有一次趁崔滿倉不在傢,在崔滿倉小老婆的屁股上摸瞭一把,結果讓崔滿倉扇瞭兩耳光,扣瞭一半的工錢。所以批起崔滿倉來,崔二興格外賣力,有一次他竟話裡有話地說:“活該你當地主,放著現成的東西自己用不成,也不讓我們貧下中農用。”人們哄堂大笑。於是旁邊的光棍就逗崔二興:“今晚讓你老婆到我傢過夜,要不你就是口頭革命派。”崔二興也笑瞭,說我就一個,不像崔滿倉那麼多,要不我就成地主瞭。崔二興私下對一個年輕的光棍說,要讓我有倆老婆,就是當地主我也幹。結果被告發後受到批判,罪名是地主封建主義思想嚴重。 風水輪流轉。老子的若幹年前的夢想,在若幹年後讓兒子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變成瞭活生生的現實。崔二興的兒子大頭比我大一歲,讀書一竅不通,初中沒畢業就回生產隊當瞭社員。後來在城裡打工,又到東北搗騰藥材,一去三年,回來時領瞭一個東北妞,傢裡的老婆尋死上吊地鬧,財大氣粗的大頭就以離婚相威脅,結果傢裡的老婆妥協。大頭在城裡買瞭房和東北妞繼續賣藥,城裡鄉下兩個傢,他是一馬雙跨齊頭並進,有時擺佈不開出瞭矛盾,經常求我幫忙當義務調解員,這時他愁眉苦臉:“老弟,幫幫忙,算我沒本事。”我心裡就發笑:媽的,沒本事還倆老婆,有本事你該多少?可礙於面子又不能不幫,而一旦兩個老婆相安無事,這小子就會借著酒勁跟我吹:“沒辦法,現在成功男人都腎虛。”氣的我直想用巴掌抽他。 他的獎品是老婆 遊傢在我們村是獨姓,遊大麻子是跟著他爹娘逃荒落戶到我們村的。民國三十二年爹娘餓死,遊大麻子原來給大戶人傢扛長工,後來一貧如洗的他就成瞭抗日民兵隊長。 ***領導的永肥縣抗日政府落腳點就在我們村。遊大麻子身高力大,作戰勇敢,多次受到永肥縣抗日政府的嘉獎。日本鬼子快投降那陣子,一次縣大隊端瞭臨近的許莊村的炮樓,皇協軍小隊長被打死,留下一個漂亮的媳婦。這媳婦是小隊長從山東帶來的,一雙小腳,千裡迢迢遣返她回老傢也不現實,再說她怕名聲不好也不想回老傢。怎麼處置,負責善後事宜的縣政府的一個科長犯瞭難。於是就想起瞭遊大麻子,經請示領導,把這個“戰利品”獎給瞭遊大麻子,理由是他英勇善戰。弄的民兵排裡好幾個光棍小夥子鬧情緒,科長的回答是:“下一次吧,再有瞭誰勇敢獎勵誰。” 喜從天降,遊大麻子那幾天高興的臉上麻子坑都發亮。若幹年後,當年曾鬧意見的老光棍三禿子在街頭與老人們聊天說起此事,還忿忿不平:“要不是八路軍,狗日的大麻子他憑啥哩。”三禿子為此事還專門找縣長論理,又與遊大麻子大吵一架,二人幾十年面和心不和。因為曾是皇協軍小隊長的太太,文革中有人抓住此事不放,要批鬥。遊大麻子辯論說,她跟著皇協軍是壞人,她現在跟瞭我這個貧農她就是好人,她是縣政府獎給我的,誰敢動她一指頭老子跟他拼命。這女人既漂亮又聰明,她會背的毛主席語錄在全村婦女中最多,村裡曾把她作為“活學活用”先進典型推薦到公社,後來還是因為曾是皇協軍小隊長老婆這一點而遭淘汰。 雖然遊大麻子和妻子一輩子恩愛,可日子過的並不如意,生瞭三個兒子,兩個到外村倒插門,小兒子雖然不癡不傻,就是因為傢窮,四十多歲才花錢買瞭一個貴州女子。那女子是人販子拐賣來的,過門兩天就開始逃跑,被追回後嚴加看管,在生下兩個女兒回貴州後,再無音信。小兒子氣得整天瘋瘋癲癲不下地幹活,遊大麻子不久也撒手人寰。他的妻子顛著小腳既要照顧孫女,還得照顧兒子。今年清明節我回老傢給母親上墳,在鄉路上遇見老太太背著一捆棉花桿艱難地走著,我給她打招呼,她瞇縫著某些人与某些人 (三)眼好一陣才認出我是誰。我給她一支煙,點燃。她一輩子抽煙,大概是在炮樓上當官太太時養成的習慣。她說我長胖瞭,感嘆我母親沒福氣死的早,又說自己:“像我這樣活著受罪,還不如跟你娘一樣早早走瞭好呢。” 在村口曬太陽的三禿子則對我說:“遊大麻子是和尚命,命裡不該成傢。這不,他早早走瞭,讓人傢一個人受罪。”看來三禿子還耿耿於懷。 離婚不離傢 主角是順興娘和順興爹李雨仰。 其實李雨仰是個很本分的人,他也是窮苦出身,小時侯在舅舅的資助下讀過幾天私塾,就憑這點資本,李雨仰一參加八路軍就在抗日縣政府當文書,後來還是在舅舅幫助下娶妻成傢。 解放進城後進入專署工作的李雨仰也沒有頂住那股離婚風潮的吹打,三下五除二就搞掂瞭手下的一位女辦事員。結婚容易離婚難,回老傢送離婚手續時,面對賢惠的結發之妻和活潑可愛兒子,李雨仰矛盾重重,怎麼也說不出口。夜裡他長籲短嘆,久久難眠,妻子詢問原因他也不說。第二天臨走時對妻子說:“以後工作忙瞭,回來就少瞭,孩子的生活費我按時郵,傢裡你多操心,實在不行你再想法找個人幫你。” 妻子是一個大大咧咧的人,認為他進城瞭工作壓力大,對他這次回傢吞吞吐吐的話也沒多想,就安慰他不要因為傢裡分心,好好工作。送到村口分手時,李雨仰突然給妻子磕瞭一個頭,眼含淚水對妻子說:“你嫁過來十幾年,伺候老的照理小的,我對不起你。”妻子覺得反常,想要仔細詢問時,李雨仰的背影已消失在田野的盡頭。回傢打發孩子上學,在疊被褥時順興娘從李雨仰被窩抖出一張紙,不識字的她也不清楚是什麼,小心放好,準備等他下次回來再拿,可又怕是重要文件誤瞭他的大事,就拿著找識字的鄰居看,鄰居看後沉吟半天不語,在她再三追問下,鄰居告訴她這是離婚證。鄰居說,現在你和李雨仰已經不是夫妻瞭。 咋能說離婚就離婚?順興娘就是不明白,見瞭人就念叨,人們隻是同情安慰,也想不出好辦法幫她。順興娘就去找李雨仰的舅舅,她知道李雨仰最發怵他舅舅,可李雨仰舅舅這回很開明,說:“順興娘,我也知道雨仰這樣做不妥,可這是潮流,擋不住。”多年後到我們傢串門,順興娘還後悔不迭地對我母親說:“也怪我粗心,要知道他回來為瞭離婚,說啥我也不能讓他走。”她是個刀子嘴豆腐心,隨著時間推移就漸漸淡忘瞭此事。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全國鬧饑荒,聽說城市更苦,順興娘自己舍不得吃,把積攢的兩佈袋蘿卜洗凈,指派兒子去給李雨仰送。順興不去,說都餓死他們才好哩。順興娘就吵兒子:“不管咋說他也是你親爹。” 順興從城裡回來,他娘仔細詢問每一個細節,弄得順興極不耐煩,說:“他兩個孩子餓的快不能上學瞭。”順興娘就去找李雨仰的叔叔商量把李雨仰後生的兩個孩子接回老傢上學,說在咱鄉下瓜菜多,好對付。見他叔叔面有難色,順興娘說孩子來瞭我養,不麻煩別人,好在也是李傢的根。見順興娘如此深明大義,李雨仰的叔叔也極為感動。李雨仰夫婦知道事情原委後更是感動的掉淚。李雨仰後生的兩個孩子在我們村住瞭四年,直到困難期度過。順興娘視兩個孩子為己出,總是讓兩個小的吃飽後才讓順興吃,順興極為不滿,就發牢騷:“我是後娘生的,你以後指望這兩個親的吧。”此後,每年放假瞭兩個孩子都要回老傢住一陣子。他們稱親生母親為媽,喊順興娘為娘。順興娘用自己的行動贏得瞭村人的敬重。 1994年春,李雨仰病逝,兒子前去守靈哭喪。順興娘得知消息,坐在院子裡“人啊人啊”痛哭一場。雖然她沒有指名道姓,可聞聽而來的鄰居們都清楚她哭的內容。1996年,年已八旬的順興娘無疾而終。一段曾經的恩怨隨著兩個當事人的離去而結束。然而,最近風波又起,起因是李雨仰去世前對兒子交代,死後把骨灰埋入老傢的祖墳。他的用意很明顯,隻有回到祖墳才能與前妻在一起,大概也是他對前妻表示懺悔的一種安排。對此,前後兩方的兒子都沒意見。意見出在如何擺佈李雨仰兩個妻子的位置。按農村規矩,李雨仰兩個妻子不能一邊一個,那樣不吉利。可在誰先誰後上雙方產生瞭分歧。順興說他娘是原配,應該在先。而另一方卻說自己母谢谢你的爱親是合法的,應該在先,原來的已經離婚,應該在後。雙方至今爭執不下。李雨仰的願望依然懸著。 窮小子領回一個漂亮老婆 如果是在外做官或經商的領回一個老婆,村人也不會驚奇,驚奇的是,一個窮小子在外給人傢扛長工,居然領回瞭一個漂亮的媳婦。 這個窮小子是崔自高。崔自高年輕時是我們村出眾的帥小夥兒,方臉、大眼、高個兒,就是傢窮,不得不到山西長治給地主扛長工。崔自高模樣好,人也厚道,深受東傢的信任和東傢女兒喜愛,崔自高也喜歡東傢的女兒,可長工的身份讓他不敢有非分之想。那地主是個有文化有眼光的人,全國即將解放,土改即將開始,地主知道就要變天瞭,開明的他把崔自高和女兒叫在一起,說你們倆都不小瞭,該成傢瞭,我也知道你倆對脾氣,以後社會也不知下辈子,我们做一样的人道變成啥樣,我給你們點東西,一塊回河北那邊過時光吧。於是,窮漢子一條的崔自高不但有瞭夢寐以求的心上人,還有瞭一頭騾子一匹馬一掛大車許多糧食佈匹和銀圓的豐厚傢產。 那地主沒有看錯人,崔自高回杜寨後憑著這些傢底和勤勞的雙手,日子過的一直有滋有味。文革時崔自高的地主丈人在山西老傢受到沖擊,兩個兒子被打死,他和妻子就偷偷跑到我們村的女兒傢。雖然我們村都知道崔自高的丈人丈母是大地主,可崔自高是貧農是村幹部,有人悄悄貼過幾張大字報,但不敢動手,這倆老人在我們村一直生活到死,崔自高披麻戴孝打發老人入土。村裡人稱贊老人有眼光,稱贊崔自高有情義。我小時侯還見過崔自高的丈人,老人每天坐在崔自高門前的石墩上,有時和人聊天,有時端一把茶壺靜靜地喝茶,有一回老人還用一截樹枝在地上劃著教我認字,具體是什麼字現在早已忘記,隻記得老人個頭不高、清瘦,兩眼深邃而滄桑。 如今崔自高生活的更滋潤,兩個大兒子做買賣,三兒子大學畢業留在瞭省城。去年春節我回老傢去給崔自高拜年,他傢闊院大屋,傢電齊全,比我在城市都舒適。臨出門時崔自高又把我喊住,說:“老侄子,我得求你幫幫忙。”我說啥事。他說開春瞭我想給孩子的姥爺姥娘立一塊碑,你是文化人,請你給寫幾句話。我說沒問題。然而,我因為忙,一直沒回老傢,碑文的事也一直沒幫上忙。可我知道崔自高對他丈人丈母的那份情義比那碑更重。 婚姻的階級性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本是兩情相悅的婚姻,突然就有瞭階級性,時代又讓門當戶對的老習慣演繹出瞭新內容。親不親,階級分,也是此時婚姻的主旋律。 村裡的光棍有兩種,一類是因為窮而打光棍,再一類是因為傢庭成分高而成為光棍,成因不一樣,內容的實質一樣。可是在那個年代,因為窮而打光棍比因為成分高而打光棍似乎好辦一些,窮可以改變,而成分卻帶有遺傳性,所以那些地主富農子弟的婚姻就成為另類。村裡隻有崔滿倉一戶地主,而且沒有子弟,發愁的是那些富農和富裕中農的子弟們。雲興在村裡是出類拔萃的年輕人,高個頭,臉白凈,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是班裡眾多女生心儀的白馬王子,可因為傢庭是富農成分,成績優異的他初中畢業不得不告別書本而回到田野。 雖然不情願,可聰明的雲興回到生產隊同樣讓人高看一眼,農機出瞭毛病,別人吭哧半天修不好,雲興看看圖紙三兩下就手到病除,高興的隊長直拍雲興肩膀頭:還是有文化,還是有文化。雲興在學校就是文藝骨幹,一支橫笛吹得行雲流水如泣如訴,尤其是夜晚生產隊開會前,雲興的橫笛是保留節目,他也當仁不讓,眾人歡呼聲中,他緩緩站起,雙腳分開,檢查笛膜試試笛音後,笛子在嘴邊按好,然後誇張地一甩頭,清脆的樂曲就彌漫開來。月光隱約著他的動作,各種蟲兒和鳴著他的聲音,眾人欣賞著陶醉著,一曲終瞭,大傢意猶未盡,還支棱著耳朵。自然,出眾的雲興也得到瞭村裡姑娘們愛慕。但大多在心裡。可蓮花就不一樣,她也是初中畢業,她就敢把愛慕寫在臉上和行動上,經常借故找雲興聊天,給雲興買手絹洗衣服,幹活時也是你幫我我幫你,漸漸,關於二人戀愛的信息就成為村人的議論話題。可蓮花傢是貧農,她的爹娘當然不能容忍女兒跟一個富農子弟戀愛,在多次勸說和打罵無效的情況下,匆匆忙忙把女兒嫁給瞭鄰村一個貧農子弟。那一陣子,雲興像傻瞭一樣整日不語,總是一個人默默發呆。晚上一個人坐在院子裡吹橫笛,聲音淒切,令人心酸。 因為傢庭成分,雲興三十歲才成傢,而且是妹妹給換的親,妹妹嫁的那個男人是地主子弟。雲興今年六十歲,今年春大奶奶過世後我回老傢奔喪,在葬禮上我見到瞭滿臉皺紋的雲興,不過他不是來幫助料理喪事的,他是我們崔傢花錢請來的響器班子中的一員。他憑一支爐火純青的橫笛加入瞭響器班子。他和那些敲鑼打鼓各司其職的同伴們,都面無表情地坐在那裡吹打著一些憂傷或平淡的曲子。休息時我與雲興打瞭招呼。他說,孩子都成傢瞭,就地裡那點活兒,不忙瞭跟著人傢掙個零花錢。抽瞭幾口煙又補一句:“活兒不少。”漫不經心中顯出一點知足。我當然不敢問及他與蓮花的當年舊事。不過我想,他見多瞭人間的生死,應該爱情,回不来了對自己的這一段創傷早已淡化瞭吧。其實,在那個年代,像雲興這樣的婚姻是見怪不怪,政治的遺傳性被擴大到瞭極至,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天生會打洞,婚姻僅是一個極小的部分。 婚姻的重量 那會兒報紙電臺經常講消滅“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可時至今日這三大差別依然存在,可見其頑固性。當然,隨時代的發展,差別的內容也在變化。那會兒這三大差別最主要的一個特征是戶口:非農業戶口和農業戶口。我高考離開老傢前,村裡的媒人介紹對象開頭總是強調一句:人傢可是非農業戶口。那時戶口就是劃分人的等級的標準。如果說傢庭成分是婚姻的政治因素,戶口則是婚姻的經濟因素。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當兵的是農村姑娘的首選,因為當兵就有可能轉幹穿四個兜的軍裝吃商品糧。當然,大多數還是回到農村修理地球。到七十年代中後期隨著從農村大批招工,在外有固定工作的就吃香起來。女方在傢務農有糧吃,男方在外工作有錢花,工農結合成為農村姑娘的最佳婚姻模式。然而到八十年代初農村普遍推行責任制後,這種完美結合出現瞭失重,稱為“一頭沉”,就是說男的在外工作輕巧,女的獨自在傢操持責任田是重。其實這也是事實,生產隊時有集體支撐,而分田到戶就不同瞭,犁鋤耪耙澆,有些農活兒還真離不開男人。傢裡有地,男人要兼顧,有的因此耽誤工作,一頭沉變成瞭兩頭累,所以村裡有些在外幹臨時工合同工的就幹脆辭職回傢專心和老婆一起務農,再說那幾年風調雨順,各種苛捐雜稅還少,是農民最舒心的日子。而有的“一頭沉”傢庭因為男人不願放棄工作和傢庭,就不得不另謀新的生活方式。所以“農轉非”就成瞭這時期一個很流行的選擇。那時非農業戶口還是相當誘人的,一個本來面朝黃土背朝天農民突然變成脫離土地的非農業戶口,自然有一定的優越感,至於轉戶口後是否有工作則另當別論。 七十年代中期,我哥他們那一批招工到煤礦鐵礦出苦力的在我們村有十幾個人。我哥後來通過與別人對調僥幸進入瞭市裡一傢商場,八十年代初我哥求爺爺告奶奶費盡周折才把孩子老婆的戶口轉出來。開始還行,後來企業倒閉他也下崗,每月僅領一百三十元的生活費,開瞭個煙酒攤常常入不敷出,嫂子沒有文化就找瞭一份看自行車的臨時工作,每月也掙不瞭幾個錢,生活相當拮據。他這還算不錯的。我們村二林到煤礦後就一直沒有挪窩,1983年請客送禮把老婆和三個孩子的戶口轉到瞭煤礦,責任田讓生產隊收回。後來二林病退,老婆沒工作,孩子上學花錢,有時連吃飯都不能保證。沒辦法,隻好又把戶口轉回來。 如今村裡的“一頭沉”更多,不過在內容上有瞭實質變化,他們平時在外打工,農忙時回傢幫忙。更有的是夫妻雙雙外出打工,有的還在城市買房安傢,戶口卻依然是農業戶口。他們對此想法是,城市站不住就回農村,頗有點“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的遊擊思想,隻要能掙到錢,戶口無所謂。話說回來,現在村裡介紹對象,都誇這人如何如何能掙錢,過去放在首要條件的非農業戶口再也沒人提起瞭。 淘金時代的愛情 婚姻的時代烙印是不可避免的。偏僻的小村也難免俗。 今年春初一天,我剛進辦公室扭頭見一個人在對我嘿嘿笑,嚇瞭我一跳,仔細看是小學同學成民。由於他住村西我住村東,盡管同村也有幾年沒見。我吃驚地問他:這麼早來找我肯定有啥事吧?他囁嚅半天,說:“也沒啥大事兒。”在我一再追問下,他才道出瞭實情。原來他的大女兒在邯鄲一個飯店打工時結識瞭一個經常來吃飯的東北搞藥材生意的老板,那老板的兒子比成民的女兒也大十多歲,老板也沒有離婚。成民不同意。女兒就跟著那個老板私奔瞭。成民沒辦法,隻好求我幫忙。我帶著他在市裡找瞭一天也毫無蹤跡。就勸成民:“孩子也快二十瞭,有自己的主意瞭。”成民哭喪著臉:“我咋回傢呀,丟人啊。那小子都他娘的六十瞭,比咱都大得多。”我說:“稍大一點也無所謂。”成民反駁說:“不是那麼回事兒,這小子前年才娶瞭一個二十六七小老婆,還是個大學生。咱閨女初中還沒畢業,你想想他能是真心哩?早晚還不是讓人傢給甩瞭。” 對於成民我隻有同情。為兩個兒子成傢他累瞭一屁股債,四十多歲的人看上去像六十。去年春節回老傢串門時我曾說他:“你得增加營養。”他苦笑:“老我的“山楂树之恋”農民活一天算一天。哪兒天黑瞭哪就散夥。”看著他給兩個兒子修蓋的高房大屋,我就不解:“媳婦娶到傢就中瞭,幹嘛弄這麼奢侈,得花多少錢啊。”他說:“你以為我願意這麼逞強?娶個媳婦沒個七萬八萬的根本不行。”見我疑惑,他扳著手指給我算帳,蓋五間瓦房得四五萬,蓋陪房得一萬,裝修和傢具得一萬五,還得給女方兩萬。兩個兒子就得十幾萬,我清楚,這對於一個靠土裡刨食的農傢來說無疑是天文數字。所以,女兒不得不輟學出外打工。 送我出門時,成民頗為傷心地對我說:“咱閨女可懂事哩,平時不舍吃不舍穿,掙的錢都交傢裡,要不是窮,她絕對不會走這一步。”成民的話讓我心裡酸酸的,因為我知道這孩子不但懂事,在學校成績也很好。